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徐福平 陶稳
在浙江，数字婚育服务平台让婚育登记、孕检、托育实现一键通办；在广东，企业共建育儿友好车间，破解职场父母后顾之忧；在社交分享平台，科学备孕、代际沟通等话题阅读量突破50亿人次……
组建家庭、生儿育女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好期盼，针对现实中一些年轻父母常面临工作家庭难以兼顾、养育成本高、支持不足等压力，各地各部门正通过优化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婚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6月14日，首届“聚智新时代，赋能新婚育——共筑婚育友好型社会新生态”主题论坛在京举办，专家学者就如何建设婚育友好型社会展开讨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认为，婚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涵盖结婚、生育、养育全过程，需构建政策友好、文化认同、服务完善的全周期支持体系，让年轻人想生、敢生、能养好。
初婚年龄不断提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正经历明显的晚婚趋势，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从2000年的24岁左右，提高到2020年的29岁左右。在初婚人口中，30岁以上步入婚姻的比例从2000年的7%左右，提高至2020年的30%左右。
“目前我国仍是普遍结婚的社会，但是随着晚婚趋势加深和大龄未婚人口逐渐增长，未来终身不婚率有继续提高的可能和空间，这需要引起政策制定部门的关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张现苓研究发现，在传统社会，婚姻不仅是个体生命历程的必经阶段，也是传宗接代和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载体。但到了现代，随着经济社会快速转型，人们的婚姻观念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开始选择推迟结婚，甚至不婚。
至于晚婚甚至不婚的原因，2024年底，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与厦门海豹他趣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布了乡镇青年市场青年单身与交往报告。数据表明，当代青年在择偶观上更讲求感情契合、更注重人品内质，而“社交恐惧、自卑、价值感低”等心理问题成为阻碍青年脱单的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晚婚现象存在非常明显的群体差异和地区差异。从性别看，男性的晚婚趋势更加明显。”张现苓分析说，此外，城乡差异、受教育程度等也是影响是否结婚以及结婚早晚的重要因素。
多种因素影响生育决策
“2022年中国婚育状况统计调查显示，我国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9个，但平均现有子女数为1.19个，两者差了0.7。”翟振武说，由此可以看出生育意愿其实不低。
至于实际生育率不高的原因，翟振武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在2023年7月至9月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适龄人群生育孩子的困难涉及照料、教育、经济等多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照料困难、教育焦虑和住房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杨凡介绍说，该中心在2023年至2024年举办的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显示，在已经结婚、不育晚育人群中，只有两成的人明确表示不打算生育。
“虽然绝大多数人有生育意愿，但当问及近3年是否有实质性的生育计划时，只有1/3的人给出肯定回答。”杨凡说，调查发现，生育决策受现实因素制约较多，首先是生育成本问题，其次是很多人看重自我实现。调查显示，约七成受访者认为生育会制约学习、工作升迁、流动、跳槽等，超过3/4的受访者认为生育会影响到兴趣爱好的发展。
“此外，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透露出对孩子未来的担忧，包括教育问题，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安全问题等。”杨凡补充道。
如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中一看来，生育友好首先是生育过程的安适性，如需要推行无痛分娩；其次是生育政策应具有包容性。
“还应重视生育伦理的人文性。”刘中一说，当前的生育理念多与经济因素相关，即强调人口红利，很少从人本身的角度看。“其实应认识到，生孩子是为了美好生活。作为一个人，本身就是目的。”他还强调，生育公共服务的公平性也是生育友好的重要内容。
对于建设婚育友好型社会，翟振武认为，除了发放生育津贴、延长产假等，还应注重政策的靶向性，瞄准照料困境、教育焦虑和住房负担等影响力大的因素，形成政策，如此才能使生育支持政策更具针对性、更有效果。
厦门海豹他趣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黄俊杰建议，可以给年轻父母们提供更具弹性的工作安排、更包容的企业文化，让其安心工作，同时放心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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