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成就，在世人眼中光芒四射。看那纵横交错的高铁网，遍布城乡的5G基站，还有出口全球的新能源汽车，无一不彰显着一个制造强国的实力。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制造业产值更是全球第一，这似乎就是富裕的代名词。
然而，一位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刻洞察的学者，却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知名经济学家金刻羽女士，近日在一次国际经济论坛上语出惊人：中国若不能成为消费大国，就永远无法真正富裕。
这番话，如同当头棒喝，让人们开始审视这份光鲜数据背后的深层结构。它点出了一个核心矛盾：强大的生产力，为何与国民普遍的消费意愿形成反差？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着“投资”和“出口”两大引擎驱动。我们仿佛一个全球的“生产车间”，夜以继日地生产商品，输送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这种模式曾带来惊人的发展速度，但金刻羽的警示在于，如果国民自身的消费能力和意愿跟不上，那么再多的生产也难以转化成全民的富裕。财富的积累，就会出现失衡，经济的内生循环也会遭遇瓶颈。
数据不会说谎。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大约是54%。这个数字，与那些公认的发达国家相比，确实有些差距。
比如，美国这个比重高达约68%，而日本也维持在60%左右。这表明，我们的经济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偏科”。
过度依赖外部市场，也让中国经济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时有波折，欧美国家也在积极调整供应链布局，部分制造业链条已经开始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
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让我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同时，国内的资本，有时更倾向于追求短期投资利润，这也在无形中挤压了创新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金刻羽认为，中国若想真正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就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的重心，将“消费”摆在核心位置。她特别指出，补齐服务业这块“短板”，是中国经济突破瓶颈的关键。
目前，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确实存在明显差距。截至2024年底的数据显示，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约占全国的47%，贡献的GDP比重约50%。
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两个数字通常都超过70%。这意味着，中国服务业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服务业的滞后，也直接影响了国民的就业选择和消费体验。许多年轻人发现，除了选择考编制、进工厂或者在互联网行业内卷，其他职业发展路径似乎相对有限。
国内的服务业，不少还停留在低端、同质化的状态，缺乏创新和高附加值。这便有了我们常说的“出境消费”现象：国人宁愿漂洋过海去买日本的马桶盖，德国的奶粉，瑞士的手表，甚至远赴韩国做医美，或让孩子去欧美接受教育。
这股“海外消费潮”，恰恰反映了国内在高端、多样化服务供给上的不足。此外，许多城市的商业空间也常被诟病“千城一面”，缺乏有温度、有创意、能吸引人的独特场所。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处长普拉萨德曾一语道破症结：中国人不敢花钱，主要原因在于房价过高和工作收入不稳定。这话戳中了许多人的痛点。
高房价就像一个“吞金兽”，常常掏空一家“六个钱包”才勉强凑齐首付，这几乎榨干了家庭的绝大部分积蓄。而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又迫使人们不得不为未来，尤其是疾病或失业，预留大笔“救命钱”。
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位卖煎饼的大姐告诉我，她丈夫的收入从过去每月八千多元，降到了现在的四五千元。这意味着，一台普通的冰箱，他们也得攒上半年才能买。
还有互联网公司的朋友，月薪两万，看似高薪，但每月房贷一万二，孩子幼儿园学费五千，再给父母预留一万看病钱，真正能用来消费的，只剩下两千元。这些鲜活的案例，都在告诉我们，民众“不敢消费”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压力和不安全感。
“民生分”比“硬GDP”更硬
金刻羽提出，要破解消费困境，必须从根子上改起——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过去，地方政府普遍“唯GDP论英雄”，更看重修路建厂、招商引资这类“硬指标”。
这导致他们更倾向于大刀阔斧地建设工业园区，而对教育、医疗、社区服务、文化旅游等“软指标”，往往不够重视。于是，很多城市出现了工业区拔地而起，但周边的民生服务却寥寥无几的尴尬局面。
这种体制性障碍，无疑阻碍了消费环境的改善。金刻羽建议，应将“消费能力”和“消费质量”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并且与财政分成和干部晋升直接挂钩。
这相当于给地方政府换了个“指挥棒”，引导他们把工作重心，从单纯追求生产数字，转变为实实在在提升国民的消费能力和生活品质。
我们不妨看看邻国的经验。日本在经济转型中，除了提高国民收入，还大力发展本土文化旅游和完善社区养老体系。韩国则通过提升城市美学和鼓励青年创业文化，成功带动了内需。
在国内，也有一些积极的尝试。比如成都、合肥等城市，在发展高端制造业吸引人才的同时，也积极培育夜市经济和特色消费，形成了产业与消费良性互动的局面。
推动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也意味着要打破壁垒，鼓励民营企业乃至外资，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进入医院、学校、旅游等领域。市场竞争能有效提升服务质量，让价格也更加合理。
我的护士表姐就常说，国内高端护理服务供不应求，而一些基础服务又流于形式。如果能有更多专业机构参与进来，对整个行业和消费者都是好事。
这种消费转型，反过来也会倒逼制造业升级。过去很多出口商品质量上乘，但价格偏高。现在要“出口转内销”，如何适应国内消费者对性价比的追求，是个挑战。
这就需要工厂通过减税、获得补贴或优化供应链等方式，有效降低成本，或者对产品进行功能升级，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年轻一代的消费观念正在悄然改变。我的侄女放弃了稳定工作，选择开咖啡屋。她说：“工作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活着。”他们更愿意为热爱和体验买单，这为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当然，也有声音提醒，我们不应简单模仿美国那种建立在借贷基础上的消费模式，毕竟美元的特殊地位难以复制，盲目借债消费风险巨大。这番担忧不无道理，但正如许多分析所指，我们不能因此因噎废食，盘活内需，激活消费，仍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金刻羽的警示，深刻而直接。它不仅是对当前经济模式的警醒，更是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场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无疑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不仅牵涉到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服务业的全面崛起。更核心的是，它要求我们治理理念的深层变革，从单纯追求数字增长，转向真正关注民生福祉。
真正的富裕，不该仅仅是冷冰冰的GDP数据，而应该体现在国民鼓鼓的钱袋子里，体现在他们敢于消费、乐于享受生活的底气和意愿。当经济的活力，不再只是机器的轰鸣，而是热闹的商业街。
当创新层出不穷的服务业蓬勃发展，当千家万户洋溢着浓郁的烟火气和幸福感。那时，中国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既富强又富裕的国家，才能实现内生驱动、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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